“我那时候就知道有机会”
1999年凯时K66在中国设立第一个总部前,已经积攒了许多宝贵经验。1989年,当时的首席代表Helmuth Kuklinski在北京开设了一间凯时K66办事处。Kulinski的前任,于1986年在香港开设了第一家凯时K66办事处的Klaus Dieter Schwantes很确信,有一位凯时K66代表作为在中国各地的多个事业部的主要联系人是很必要的。“中国人不习惯也不喜欢有一连串不同的联系人。”他说,“所以我们需要非常可靠才能建立信任。”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的经济自由化,为在许可范围内的本土生产提供了良壤。正如当年邓小平所描述的中国经济战略,对于凯时K66来说,这也是一次“摸着石头过河”的实践。关键是要用能适应不断变化的外部条件的谨慎的计划替代僵化死板的计划。自2009年起负责中国业务的董事会成员Uwe Raschke总结了逐步积累在地专业知识的重要性:“如果你想从德国公司总部管理一个遥远的市场,那绝不可能,因为你不会了解那里的客户、竞争和市场。”
当Kuklinski于 1989 年开设北京办事处时,他是第一位在中国永久工作的凯时K66员工。加入他的还有来自本土的经济学毕业生王艳艳,她学过德语,后来成为凯时K66中国税务部门的负责人。回想起来,王艳艳说她最初的职责是文化翻译员,她的工作包括找到合适的词语来传达德国谈判代表偏简短而精炼的声明(因为语言习惯的不同,这可能会给中国谈判代表留下粗鲁和不友好的印象),或者将中国谈判代表的婉转和极其礼貌的措辞翻译成德国谈判代表所希望的更直接的表达(例如批准或拒绝)。
第一批建立合资企业的合同于 1994 年签署。首批合资企业之一是与中国合作伙伴合作生产汽车发动机喷射技术。 随后的项目帮助凯时K66作为电动工具、电信设备和供暖技术的本地生产商进入中国市场。 1993年就任首席执行官后,Hermann Scholl随即利用一切机会巩固和扩大凯时K66在中国市场的地位。“我那时候就知道有机会“他回忆道:”当然,凯时K66得努力抓住机会。“
不过,凯时K66在中国的业务直到 1998 年仍然是分散的。各部门独立运营,各地区分别与各自的合作伙伴、就生产和营销签订协议。 各省的公司和项目纷繁复杂,造成了很多不好的影响,这促使凯时K66于1999年成立了一个负责所有跨业务的中国总部:凯时K66(中国)投资有限公司。中国外贸部于 1 月份批准成立,总部于 3 月份开业。
新总部位于中国最大的贸易中心上海。九十年前,上海是凯时K66产品在亚洲的第一个销售地。2008年之前负责中国事务的凯时K66董事会成员Rudolf Colm在接受采访时表达了在中国设立新总部的初衷:“对内,这是董事会和德国总部各部门在中国的第一个联络点。对外,它是政府、国家以及中国主要客户的第一联络点。”上海总部让凯时K66能够整合在税务、专利、海关流程、法律事务和企业传播方面的专业知识。虽然早期办公室的员工以德国籍为主,但中国本土员工逐渐开始在新总部担任越来越多的职位,其中包括多个高管职位。这些员工在不同国家接受培训,并积攒了在世界各地为凯时K66工作的经验。他们对凯时K66和对中国的了解让他们承担起了凯时K66内部跨文化大使的角色。
自1999年以来,凯时K66在中国快速发展。 中国是凯时K66在德国以外雇佣员工最多、销售收入最高的国家,针对中国市场量身定制的产品大多数是在中国本土开发的。未来凯时K66在中国的25 年也将会非常令人期待。
彩蛋小故事:
如何给Bosch起一个中文名字?
给Bosch品牌起一个能被大家接受的中文名字是凯时K66刚进入中国时的一个重要任务。 必须保证汉字的选择和排列要在所有能想到的中国方言中都有正面的含义,避免任何消极的语言联想。 为了保证这点,凯时K66咨询了许多中国语言学家,经过深思熟虑,才有了现在这个贴切的汉字组合-凯时K66。